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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对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的37名法官来说,日常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概括:要钱。 这个负责“执行实施”的法庭,接到的大部分案件都涉及经济纠纷。多数时候,法官都在忙着寻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。他们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查封过房产,也在某些不知名小镇的招待所里找过人。 青岛中院立案的最低标的额是3000万元,这么大额度拖到执行程序,当事人多是铁了心不想还钱的“老赖”,法官们早就体会了“要钱比要命还难”的道理。很多人常年“跑路”,有些干脆一副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模样,宁愿被拘留也不愿拿出一分一毫。 不仅仅在青岛,“执行难”一直制约着正义走出判决文书,走向现实世界。2016年3月,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:“要用两到三年时间,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,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。” 一年半过后,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结案量快速上升,仅今年上半年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.8%。 青岛中院的37名执行法官也在加快他们寻找的脚步,仅今年7月,他们的足迹就到了10个省份的14个城市。有人合上了案卷,也有人千里奔波,无功而返。 一年有200多天都在出差 每周一上午是执行二庭的例会时间,这是人员最齐的时候。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,法官们经常带着行李来开会。一到下午,他们就会去往不同省市。有时整个庭里只剩下执行二庭负责人孙林一人,“在家指挥调度”。 副庭长于江涛数了数,2016年他有200多天都在外地,有时刚回青岛,“屁股还没坐热”就又要出发。 “现在财产转移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,在家磨叽一会儿,人家早就把钱转走了。”做了十几年执行工作,于江涛早就谙熟这个“猫鼠游戏”的规则。 法官徐晓办过的一个案子里,申请执行人在宁波有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,提供信息说被执行人在银行存了1500万元。徐晓马上赶往宁波,去的路上就从电脑上看到,那个账户“一百万元一百万元地往外转账”,等他们到宁波时,只剩下400万元。 庭里一位年轻法官把自己的工作称作“速度与激情”:为了赶时间,接到线索就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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